需调整钢铁业外部政策,期钢铁政策应以市场化

作者:五金工具

我国钢铁业当下的严峻形势也折射出其历史性机遇。目前钢铁业内外环境特点是中国钢铁业调整进而驱动世界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的阶段性产物,是中国钢铁业从体量扩张转向全面崛起调整期的必经历练。调整期的钢铁行业政策应以市场化结构性改革为引领,推进转型升级,政策内容应力求符合钢铁业经济特有属性与调整规律,有效化解早先积累的失衡因素并培育全面崛起力量。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的关键阶段,具有较强顺周期特征的钢铁行业面临困难形势。需求增长失速派生严重产能过剩,价格与利润大幅下降显示经营环境恶化,负债率高企与少数企业违约破产,大量“僵尸企业”在市场生死线边缘徘徊,钢铁作为“两高一资”行业持续面临绿色环保压力。就外部而言,我国钢铁出口较快增长面临贸易摩擦频次上升与国际钢铁对话施压。一段时期以来,钢铁业成为一个负面消息不断的“问题行业”。  然而,转换视角观察,我国钢铁业当下的严峻形势也折射出其历史性机遇。目前钢铁业内外环境特点是中国钢铁业发展驱动世界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的阶段性产物,是中国钢铁从体量扩张转向全面崛起调整期的必经历练。调整期钢铁行业政策应以市场化结构性改革为引领,推进转型升级,政策内容应力求符合钢铁业经济特征属性与调整规律,有效化解早先积累的失衡因素并培育全面崛起力量。对外积极利用国际对话,管理大国竞合关系,推进世界钢铁产业转移与钢铁贸易依存度趋势性回升。本文侧重分析钢铁业国内形势成因与应对政策。  形势成因与调整逻辑  目前我国钢铁形势出现上述特点,既受到国民经济从早先景气扩张进入深度调整期的宏观环境变化影响,也与钢铁行业成本结构与政策环境等方面具体属性特征对产量与产能调节产生特殊制约作用有关,需要在透彻分析问题成因基础上设计应对政策。  钢铁行业价格降幅更大这个基本事实,无法仅从外部环境变动上解释,而是与钢铁业技术工艺与成本结构特点导致在供求失衡环境下数量调节特殊困难有关。  现代钢铁生产技术特点使其具有较强规模效应,这意味着钢铁企业需耗费巨资购置设备装置建立生产系统,由此导致固定资本摊销折旧在总费用中比例较高。在正常合意的市场环境下,这方面特点使得钢铁企业具有单位产出平均成本随产出规模扩大而降低的优势,有利于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提升竞争力,因而在市场需求较快增长环境下企业具有较强扩张冲动。然而,在需求逆向变化与产能过剩条件下,通过销售产品补偿巨大分摊成本的客观需要,也会导致企业调减产量面临特殊困难,使得一个理性决策企业可能不得不接受远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形成钢铁行业似乎更愿降价竞争与不计亏损的市场表象。  除了巨大摊销成本制约作用外,钢铁厂的炼铁高炉如果焖炉停炉需要额外支付巨大成本,进一步增加了钢企调减产量的经济困难。除上述技术与成本因素外,政府保护措施从体制扭曲角度妨碍企业退出和调减数量。  不过,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价格具有供求调节功能,价格下降本身是对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现实调节手段。虽然价格下降对企业和行业都是一个痛苦过程,然而它提供了化解治理供求失衡的一剂苦药。一是调减钢铁企业当期投资,控制未来产能增量扩张;二是倒逼高杠杆与低效率企业退出,边际调减和整合产能存量;三是“奖对罚错”优胜劣汰,激励企业在动态演化中学习改进以提升决策效率,在长期对过度投资形成一种自发而积极的平衡力量。由此可见,目前钢铁困难形势从失衡调整角度看具有合规律性,钢铁业政策应“找准病灶,对症下药”,围绕更好地发挥市场调整规律,设计选择具体内容。  钢铁业结构性改革政策  基于对钢铁业经济特征属性与中国现实经济条件分析,可推测钢铁业发展未来10-20年有望进一步提升,进入全面崛起的新境界,当下正处于从世纪初数量扩张主导全球转向全面提升崛起的过渡调整期。鉴于钢铁业重要地位及其在调整期典型表现,政府高度重视钢铁业现实问题,近年来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与调整政策并初步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应坚持改革调整的正确取向,围绕更好地助推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目标加以充实完善。  第一,目前钢铁业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要打赢化解产能过剩的攻坚战。关键是要硬化预算约束与强化市场纪律,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作用,消化相对过剩产能。行政干预妨碍数量调整是导致目前钢铁业困难形势的成因之一,为此政策着力点需集中于控制与减少对缺乏自生能力企业提供各类保护补贴,进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以推进存量调整与去产能进程。政府对所谓“僵尸企业”要“挪开呼吸机,拔掉输血管”,为市场竞争规则决定企业去留创造政策空间,而不一定要由行政机构门“手拿生死簿,文件定去留”,直接决定企业命运。  第二,鼓励基于市场竞争规则实施的企业兼并重组。兼并重组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扩大规模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缺乏自生能力企业退出与化解产能过剩的现实手段之一。兼并重组需坚持市场化导向与运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决定作用并充分尊重企业主体意愿,同时发挥产业政策引导作用。要允许鼓励钢铁企业跨所有制和跨地区兼并重组,允许优秀民企并购国企,更好发挥民企的体制优势与竞争活力。特定时期钢铁市场集中度应由市场机制与企业竞争决策内生决定,中国作为超大型钢铁生产和消费国,其钢铁行业集中度有其自身特点,常规行业集中度指标与其他国家存在不可比因素,因而政策目标不宜过于重视这类指标具体数值高低。需总结早先兼并重组案例的成功经验与教训,避免通过行政之手“拉郎配”,导致过犹不及和事与愿违结果。  第三,要高度重视钢铁企业就业集中与企业退出对特定地区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冲击,要求退出企业的清盘与资产处置优先偿付拖欠员工工资与法定社保缴费,努力将调整产能过剩对员工福利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同时,切实发挥财政和社会政策“托底作用”,把中央财政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真正优先用于补贴退出企业安置员工应有工资社保待遇、转岗就业培训与基本生活保障上。  第四,要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积极发掘拓展潜在国内需求。现阶段我国储蓄资金充足,国内外资本品与原材料价格也较低廉,中西部经济相对后进地区应继续积极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兼收推进城市化、短期稳增长与提振钢铁需求效果。我国房屋建筑采用钢结构的比例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需适当提高房屋建筑用钢使用标准与逐步提升钢结构建筑比例。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设计标准普遍偏低,越来越不适应城市规模拓展与人员及经济活动密度增加需要,近年来每逢雨季不少地方动辄出现“城区看海”和“路面抓鱼”之类景观就是明证。需更加重视并加快改建扩建城市排水系统,同时大规模兴建城市现代地下管廊系统,在提升城市化质量同时释放钢铁潜在需求。  第五,需调整钢铁业外部政策,积极参与引导国际钢铁对话交流。近年来在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加剧背景下,国际钢铁对话趋于活跃,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全球钢铁产业转移进入更具实质性与敏感性阶段,由此派生的各类矛盾需通过国际对话加以调解。中国作为最重要钢铁新兴大国,通过对话维护发展钢铁行业开放的外部环境与我国利益具有一致性。G20杭州峰会首次在国际钢铁合作上达成共识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应认真分析当今全球钢铁格局大重组规律与趋势,在参与国际钢铁对话上采取更加积极立场,更好发挥稳定维护开放环境的潜在正能量。  第六,实现我国钢铁业全面提升崛起的最根本要求,是通过深化改革鼓励创新推动钢铁业供给侧转型升级。要深入推进市场化体制改革,为国企与民企提供平等竞争的体制与政策平台,释放改革红利与创造竞争繁荣。随着中国钢铁业整体从中高端向高端迈进,要鼓励各类企业大胆进行前沿创新,引领全球技术演变趋势和潮流。要采用更严格环保标准,利用我国仍处在大规模投资发展阶段的有利条件,鼓励企业集成利用前沿环保技术以创造绿色生产环境。通过综合努力,实现供给侧转型升级,推动钢铁品质从中高端向高端水平转变,技术工艺能力从追赶创新向引领前沿转变,环保排放从跟踪国际标准向提升行业标准转变,企业经营效率从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向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转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8月13日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7次季度报告会上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业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过渡调整期,即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全面提升转型的重要时期,必须坚定不移地力推钢铁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采用市场化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危机,以推进我国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卢锋介绍,近年我国经济进入周期性与结构性深度调整时期,钢铁作为具有较强顺周期特征行业面临 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内忧”主要表现为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经营环境恶化、企业负债率高并伴随少数企业违约破产现象,大量“僵尸企业”在市场生 死线边缘徘徊。“外患”主要体现在我国钢铁贸易摩擦趋于频密、国际对话压力上升。在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看来,中国钢铁的基本国情是规模巨大、地位重要、分化严重、未 强先减、产权复杂、环境扭曲,需加快推进钢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和减量发展阶段的“九化”协同发展。他认为,我国钢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流量调整、出口扩大、优胜劣汰、多元并举和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窦力威表示,2013年我国粗钢表观消费达到峰值7.63亿 吨,2014年下降了3.24%,粗钢产量达到最高值8.22亿吨,平均是613千克/人,超过了15个发达国家峰值时的平均值545千克/人。继 2014之后,2015年又继续降低了5.4%,2016年上半年继续下降2.6%。中国已经进入了钢铁工业的峰值区,必须坚定不移的化解过剩产能,坚持 减量重组的基本原则,根本路径是首先要完成区域的化解过剩产能,再由区域重组到跨区区域重组、由同所有制重组到跨所有制重组。卢锋认为,当下中国钢铁业正处于从世纪初数量扩张主导全球转向全面提升崛起的过渡调整期,调整 期钢铁政策应以市场化结构性改革为统领推进转型升级,政策内容应力求符合钢铁业经济特征属性与调整规律,有效化解早先积累失衡因素并培育全面崛起力量;对 外积极利用国际对话管理大国竞合关系,推进世界钢铁产业转移与钢铁贸易依存度趋势性回升。

G20杭州峰会首次就合作应对钢铁产能过剩达成共识,再次引发人们对钢铁业产能过剩与贸易形势的关注。随着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发轫于新世纪初年的世界钢铁产业转移进入最为关键敏感阶段。中国作为最重要钢铁新兴大国,近年国内钢铁业面临产能过剩与转型升级挑战,外部形势也出现出口增加、贸易摩擦与国际对话压力上升等一系列新变化。本文以中国钢铁发展与世界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为背景,以全球钢铁贸易依存度回升推动钢铁贸易再平衡作为观察视角,讨论中国近年钢铁外部环境演变动因及其政策含义。  初步看法是,近年中国钢铁业面临内忧外扰形势同时折射当代全球钢铁产业转移背景下中国钢铁崛起的历史性机遇,是中国钢铁从规模扩张向全面提升转变的必经调整过程。中国需因势利导调整其钢铁外部政策,积极参与包括G20在内的不同层面国际钢铁对话以协调钢铁大国之间竞合关系,在钢铁出口上积极扩大增量与务实管理存量调整,更加重视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发展机遇以发掘扩大国际钢铁贸易潜力,助推当代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在大体稳定开放外部环境下比较平顺地展开。  一、中国钢铁外部形势新特征  近年中国钢铁外部形势出现几方面新变化特征。一是钢铁出口及其占全球比例较快增长。新世纪初年中国钢铁业生产率大幅提升,加上本币汇率由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而动态低估,钢铁市场化进口替代快速推进并伴随钢铁出口增长提速,钢铁出口量从2002年735万吨增长到2007年7307万吨,钢铁净出口从2003年-3841万吨增长到2007年5488万吨。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钢铁市场需求大幅降低,加上中国实施四万亿刺激短期大幅拉高国内需求,中国钢铁出口增势暂时逆转,2009年钢铁出口与净出口分别回落到2618万吨与284万吨。近年随调整深化中国钢铁出口再次提速,2014年钢铁出口与净出口分别飙升到9993万吨与8419万吨,2015年进一步上升到1.196亿吨和1.057亿吨,占世界出口总量比重从2003年2.6%上升到2014年15.3%。  二是针对中国钢铁贸易摩擦频次显著增加。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钢铁业一直是中国贸易摩擦重要对象,近年钢铁贸易争端发生频次进一步上升。梳理WTO官方数据可见,中国钢铁贸易反倾销立案数2008-2015年间年均16.25次,2015年达到24次峰值。钢铁贸易反倾销终裁数2008-2015年间年均12.15次,2013年达到20次峰值。2011-2015年钢铁反倾销立案数占中国反倾销立案总数比例为29.56%,同期终裁数占比为29.26%,居中国国遭遇反倾销调查行业首位。  三是钢铁产能过剩与经贸关系成为近年对外多边以及中国与美欧等国双边对话场合重要热点内容。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重点提及钢铁产能过剩问题,2015年底以来美欧等对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关注度与施压度提升。例如,2015年11月5日,美国钢铁协会、欧洲钢铁联盟等9家钢铁协会发表联合声明,以钢铁形势为题对中国于2016年12月按照加入WTO议定书应取得市场经济地位提出质疑。2016年4月OECD钢铁委员会召开30多个国家贸易部门高级别官员参加的国际钢铁会议。2016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非法令性决议表示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中特别提到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钢铁产能过剩成为上海G20贸易部长会议、成都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内容,也成为日前落幕的G20杭州峰会议题之一。  二、全球钢铁贸易再平衡  如何看待中国钢铁外部形势上述变化?从当代世界钢铁产业转移视角考察,可用“全球钢铁贸易再平衡”概念加以概括探讨。用钢铁贸易占产量比重作为衡量世界钢铁贸易依存度指标,“全球钢铁贸易再平衡”是指该指标将改变新世纪初年阶段性下行走势并向其更长期历史趋势值回升收敛的演变前景,这一趋势展开意味着全球钢铁生产与贸易格局的重新洗牌。  给定产出与消费总量及其增长轨迹,世界钢铁贸易依存度高低主要由扩大贸易潜在收益和现实成本两方面因素所决定。各国钢铁业不同发展阶段相对优势与竞争力差异,决定钢铁国际贸易所能产生的潜在收益来源与大小;海洋货物运输技术进步决定的钢铁国际运输成本,全球范围贸易体制政策自由化程度决定的制度交易成本,则构成对贸易扩张合理性边界的现实限制条件。历史时期贸易依存度变动,可由上述收益与成本变量状态及其演变情况加以理解。  钢铁国际贸易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前期,当时英国凭借近代钢铁业先行优势,向美国出口用熟铁制造的铁路轨道等制成品,代表早期钢铁出口的重要内容。随着美国钢铁业崛起,20世纪上半期美国成为主要钢铁出口国并推动全球钢铁贸易发展。二战后大宗商品运输成本与国际贸易制度成本大幅降低,国际钢铁贸易获得前所未有发展。受发展不平衡与产业转移规律支配,日本与德国钢铁效率水平逐步超越美国,1959年美国钢铁大罢工成为钢铁进口较快增长转折点。中国早先钢铁业发展滞后时期需大量进口钢材,钢铁进口随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从1969年168万吨增长到1978-79年830万吨上下,80年代初年再次飙升到接近2000万吨,成为当时最大钢铁进口国之一。上述背景下全球钢铁出口从1950年2050万吨增长到1985年2.08亿吨,出口占产量比重从1950年约10.7%上升到1984年29%,提升超过18个百分点。  然而80年代后半期该指标值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出现短期回调。一方面是美国重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迫使日本等国自愿限制出口降低美国钢铁进口。另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经过80年代前期强劲扩张后开始紧缩调整期,钢铁进口从1985年1963万吨下降到1990年368万吨。由此导致80年代下半期全球钢铁出口占产量比重下降约5个百分点。随着美国主导上述钢铁贸易保护措施实施告一段落,中国经济90年代初进入新一轮宏观扩张周期,全球钢贸依存度重拾长期提升历史轨迹,钢铁出口从1990年的1.96亿吨增长到2000年3.39亿吨,同期钢铁出口占全球产量比重从25.4上升到40%峰值。纵观二战后半个多世纪长期图景,全球钢铁贸易依存度清晰呈现强劲上升趋势。  新世纪初年全球钢贸依存度指标随着钢铁出口在波动中大幅下降再次出现阶段性下降,从2000年40%峰值下降到2013年不到30%相对低位。上述阶段性变化主要由三方面非常态因素所决定:一是美欧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等因素拖累经济增长,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钢铁出口降幅远超产量降幅。二是新世纪初年中国钢铁产量与内需扩张幅度高于钢铁贸易增长幅度,拉低全球钢铁出口产量比例。三是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危机,四万亿大规模刺激政策客观推动钢铁产能进一步扩张。  新世纪初年全球钢贸依存度变化,主要是对其长期趋势偏离而并非趋势本身逆转。观察决定钢铁贸易依存度更长期基本变量,中国钢铁崛起提示国际钢铁相对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扩大,深度调整期产能过剩倒逼产能产量增速回落甚或绝对下降,发达国家钢铁产量趋势性收缩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增长重要性提升派生钢铁贸易潜在需求。随着能源价格大幅低位走势,中国造船业发展效率提升带动全球造船订货价格下降,海运成本有望延续较低位和走低趋势,同样有利于全球钢贸依存度回升。较大不确定因素是在世界钢铁业深度调整期,少数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动可能显著增加钢铁贸易制度成本。如果主要钢铁国能务实合作维持大体开放的经贸环境,有理由推测全球钢贸依存度未来将继续其长期回升趋势。  三、实现再平衡的两种路径  长期历史趋势显示全球钢铁贸易依存度提升与再平衡具有客观规律性。假定未来全球经济维持温和复苏,世界钢铁总产量与总消费量大体维持近年约16亿吨水平,出口产量比率未来5-10年回升到世纪初历史峰值水平,则世界钢铁出口量未来5-10年有可能从目前5亿吨左右上升到6.4亿吨左右,即出现1亿多吨出口增量。上述对钢铁产消量设定应属于保守假设。推测出口占比未来5-10年回升,主要是考虑钢铁贸易依存度由钢铁生产成本国际差异以及运输与制度交易成本决定的,世纪初年曾经发生的峰值水平可作为假设性参照。  结合观察近年中国钢铁出口与全球贸易形势,全球钢铁贸易依存度提升将通过增量发掘创造与存量调整创造两种不同路径实现。所谓钢铁贸易增量创造,泛指各国经济增长推动钢铁贸易需求使其进出口市场“蛋糕”增大。在目前全球经济调整与钢铁需求相对低迷阶段,钢铁贸易增量创造较大程度表现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发展并释放潜在钢材需求从而提升全球贸易依存度。例如中国近年与巴基斯坦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施瓜达尔港等大型建设项目派生钢材贸易增加,显示通过增量创造推动国际钢贸增长具有相当潜力。  数据显示,中国对巴基斯坦钢材出口数量从2011年37万吨增长到2015年256万吨,四年增长近六倍;同期对巴钢材出口占中国钢材出口比例从0.76个百分点上升到2.27个百分点。尤其是“一带一路”规划提出和实施两年多来,中国对巴基斯坦钢材出口从2013年80万吨上升到2014年156万吨与2015年256万吨,2014、2015年对巴钢材出口量分别递增95%和64%。由于近年中巴钢材贸易主要是“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实施额外派生增量,不会对第三国产生调整压力,反而可能通过项目实施与巴基斯坦经济现实和潜在增长,边际提升对第三国商品劳务需求,因而具有共赢与多赢的经济属性。  钢贸增量创造并非仅限于中巴双边关系,近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以及非洲钢铁出口增长,也相当程度体现增量创造特点。数据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钢铁出口金额,从2009年约100亿美元增长到过去两年300多亿美元,占中国钢材出口金额比重从43%上升到50%。中国对非洲钢材出口虽体量较小同样增速较快。分析逻辑与经验事实都表明,中国具有活跃创造钢铁出口增量能力特点,与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外部经贸合作重点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大趋势具有一致性,对理解全球钢铁贸易再平衡具体实现机制具有认识启示意义。  钢铁国际贸易的存量调整创造,是指伴随全球钢铁产业转移,早先钢铁生产消费国由于比较优势与相对竞争力不利变化,部分企业受市场竞争规律作用退出减少国内供给,在边际上释放出一定数量钢铁需求通过钢铁贸易满足。近年主要钢铁大国都出现少数企业破产倒闭或濒临破产情况,有的发达国家由于钢铁业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可能发生钢铁存量调整,可能成为实现钢铁贸易再平衡的路径之一。不过从截止近期相关数据观察,这类存量调整创造贸易效应并不显著,原因之一可能是有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不利于合规律性调整进程展开。  钢铁存量调整本质上是全球化开放环境下比较优势规律作用结果,有利于各国与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反之如特定国家采用扭曲措施人为阻碍调整,则会损害钢铁下游行业开放竞争力得不偿失。当然也应看到,由于多方面因素作用这类存量调整通常会派生利益摩擦和矛盾。大型钢铁企业就业人数较多,企业退出对所在城市或社区就业冲击比较集中;钢铁业与军事工业上下游联系派生其政治敏感性;加上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国内钢铁业较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组合原因决定钢铁存量调整注定必然会带来复杂利益矛盾并对贸易政策引入压力与争端。  四、中国钢铁外部政策调整  中国作为最重要钢铁新兴大国,具有较快提升钢铁生产效率与国际竞争力的潜在能力,钢铁出口增长有经济合理性。然而钢铁贸易再平衡发生在全球经济与钢铁市场低迷调整期,中国出口增长难免引发贸易摩擦压力,在某些钢铁国际对话场合出现对中国相关政策的质疑与抱怨。新形势下中国需反思调整在早先钢铁进口增长、进口替代阶段形成的钢铁外部政策模式,把钢铁国内改革调整政策与更为积极进取的外部政策结合起来,通过更为主动参与国际对话并完善规则,推动全球钢铁产能配置与贸易秩序朝更加市场化与开放方向调整。  第一,需调整钢铁外部政策,积极参加与引导国际钢铁对话交流。近年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加剧背景下国际钢铁对话趋于活跃,从一个角度折射全球钢铁产业转移进入更具实质性与敏感性阶段,由此派生各类矛盾需通过国际对话加以调解。中国作为最重要钢铁新兴大国,通过对话维护发展钢铁行业开放的外部环境与中国利益具有一致性。G20杭州峰会首次在国际钢铁合作行达成共识具有积极意义,有关部门应在认识当今全球钢铁格局大重组规律基础上,在参与国际钢铁对话上采取更加积极立场,努力使其更好发挥稳定维护开放环境的潜在正能量。  第二,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国际合作应“聚同化异”。中国参与国际钢铁对话要特别强调弘扬包括美欧在内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的钢铁国际产能配置与贸易流向应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基本共识方针,努力使这个见之于美欧等八国钢铁联合声明、七国首脑峰会公告的“市场决定”原则坐实落地。中国应联合相关国家主动倡导设计全球范围市场化应对过剩产能与扩大国际贸易的行动计划,通过集体行动有效推动全球范围化解产能过剩进程。中国应将其正在着力推进的国内钢铁市场改革调整措施与钢铁外部政策加以整合提升,在借助市场出清机制应对产能过剩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  第三,中国可利用国际对话平台持续介绍说明中国钢铁业发展的真实故事与经济逻辑,依据近现代世界钢铁新兴大国发展与钢铁产业转移多次再现的经验事实阐发中国钢铁业成长的合规律性。要系统整理具体翔实的资料介绍说明中国钢铁出口增长与贸易补贴政策无关的真实情况,介绍说明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推进去产能的努力与成效。同时也无需讳言由于历史原因体制不完善因素仍会在个别场合发生扭曲作用,并说明中国钢铁通过结构性改革减少消除扭曲的艰苦努力具体成效与改善前景。借助国际对话平台,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回应与澄清对中国钢铁行业的不公正责难,更有效批评与抵制少数国家实施钢铁保护主义政策倾向,推动国际经贸环境朝更加开放透明方向发展。  第四,要以稳妥推进全球钢贸依存度回升趋势为着力点,对钢铁贸易增量创造与存量转移采取不同政策。要在总结“一带一路”规划提出实施几年来积累经验基础上,更加重视把人民币国际化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五通”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通过兴建缓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瓶颈环节的工程项目带动钢铁贸易增长。同时结合实施发掘扩大中国国内钢铁需求政策,为提升全球钢铁需求回升与化解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做出较大贡献。对发达国家钢铁存量调整,应依据国际社会结构性改革共识鼓励其依据市场规则进行结构调整,批评抵制少数国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向外转移调整压力的错误政策。同时依据WTO贸易救济规则及其精神,对特定时期钢铁出口可能出现的过快增长实施适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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